果然，在简单询问了案件的准备情况之后，周博逸笑着说：“宁总，如果打赢了这场官司，你与苏律师可就是公司的大功臣了。”。

紧接着，微微叹了一口气，语气不无埋怨地说：“当初，如果不是范总融资心切，也就不会有这档子烦心事了。在国内，企业与政府机关打官司，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国有银行当信贷员时，周博逸的客户中，有几个微小企业，也曾遇到过这样很类似的情况，导致银行贷款不能按期收回，让她有着很深刻的经验教训。

当然，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与现在相比，社会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至今回想起来，周博逸仍然心有余悸。

尽管早在1989年4月4日，由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并于同日公布，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但是，由于很特殊的国情，与行政单位打官司，在周博逸看来，是一件很费力的烦心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这部《行政诉讼法》，没有与行政单位对簿公堂的勇气与智慧，企业特别是那些民营企业，又能如何运用法律武器，很及时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呢？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制定与实施，打破了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官贵民贱官尊民卑的封建意识形态，建立起了民可以告官的行政诉讼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正是有了这部法律，才能够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公民，成为堂堂正正的国家主人。当时，这部法律颁布后，人们普遍地把其叫做“民可以告官”的法律，也是有很深刻原因的。

此刻，见周博逸将引发这场官司的矛头，指向了范文斌，宁鹏心中情不自禁地冷笑一声，暗想，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看人干活不吃力。

如果你周博逸当时作为华城集团的掌门人，处在那么一个资金很困难的环境中，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说不定，你做出的事情，有可能比范文斌还要糟糕许多。

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范文斌作为上市公司的总裁，别看人前风光无限，但在人后，其实也非常难心的。这一点，曾经当过小煤窑老板的宁鹏，很是清楚。

但是，这仅仅是他心中所想的，一旦说出来，意思就全变了。“周行长，你说的很有道理。为了融资，竟然在公司财务报表上造假，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害了自己。”。

事后，对自己所说的这句话，宁鹏也曾暗暗有过一丝悔意，可是，作为曾经的小煤窑老板，他很清楚，此一时彼一时。

在不同的人物面前，以及不同的场合里，要想生存的更好，就必须具备的这种随机应变顺毛摸的能力。不是有一句名言，叫“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天然的盟友”嘛。

更何况，目前，范学华陈志杰以及周博逸，都睁大眼睛，虎视眈眈，紧盯着华城集团总裁的宝座，在局势没有明朗之前，他谁也得罪不起。

再说，这场与县税务局的官司，也确实是由于范文斌病急乱投医，为了融资，指使当时的公司总会计徐长琴造假账而引发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周博逸这句充满埋怨语气的话，也没有说错。

只不过，后来，假账被胡杨基金会的掌门人杨崇光一眼识破了，融资失败之余，东窗事发，引发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可以说，舆论之声一片哗然，纷纷谴责范文斌。

为了尽快平息这场对华城集团以及个人很不利的舆论，范文斌只好痛下狠心狠手，找了个替罪羊，将公司总会计徐长琴，这位华城集团的老员工，毫不留情地辞退了。

就为了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很多董事，以及许多员工的不满意，在背后纷纷议论范文斌，说他嫁祸于人心黑手辣翻脸无情。反正，啥话都有。

至于华城集团造假账的消息，到底是谁散布出去的，至今，没有一点线索，包括宁鹏，也许，还有范文斌在内的很多人，也一无所知。

“唉，范总手里的事情，如今到了我手里，就不得不由我们来承担了。”见宁鹏对范文斌也有成见，周博逸心中顿时一乐，笑着说，“不过，有你们这两员大将在，我还有啥可担心的。”。

苏秉德拿着一叠厚厚的材料，也笑着很有信心地说：“周行长，根据2009年新的《刑法修正案》中的有关条款，企业在特定的情况下，是可以免除刑事责任的。”。

作为以打官司为职业的律师，对各种法律知识的运用，以及庭审时的辩护技巧，他不仅烂熟于心，而且，该如何操作，有着很丰富的实战经验。

在他看来，2009年的《刑法修正案（七）》中，增加了这么一条很特殊的规定，恰好是打赢这场官司的关键。最不成，哪怕输了官司，也不会承担刑事责任，大不了，多掏几个罚金滞纳金而已。

担任华城集团的法务顾问，已经有很多年了。说句大实话，他根本不想参与到公司的内部派别争斗之中，也不想得罪任何人，包括范文斌周博逸，以及宁鹏等人。

因为，不论谁当公司总裁，只要愿意聘请他做法务顾问，能够拿到高额的薪酬，就非常满意了。至于公司内部的派别争斗，丝毫引不起苏秉德的一点兴趣。

多年前，自从考取了律师证，现在统一称为司法资格证书，之后，苏秉德就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替人打官司挣钱上来，引起了县司法局几任领导的不满意。但是，他依然我行我素，根本不管这些。

后来，打的官司多了，而且，他接手的官司，不论哪方面的，民事刑事还是行政诉讼，很多都打赢了，不仅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为当事人不同程度地争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

这几年，随着社会环境的极大改变，以及法律常识的普及，在遇到解决不了的利益纷争时，很多人都愿意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由是，在大安县城里，苏秉德苏律师，也渐渐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找他打官司的自然人或者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也渐渐多了起来，被称之为“苏铁嘴”。

华城集团在当初很艰难的发展过程中，也曾遇到过不少的纷争，尤其是经济矛盾，令范文斌大为头疼之余，不得不高薪聘请苏秉德这位打官司的高手，来担任公司的法务顾问，替自己出面解决一些疑难问题。

确实，苏秉德运用丰富的法律知识，以及非常娴熟的辩护技巧，为华城集团解决了不少纠纷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公司的合法权益，为公司争来了不少的利益，得到了范文斌的赏识，薪酬也比以前增加了不少。

在这一过程中，两人的关系，也逐渐亲密了起来。时至今日，按照周博逸的说法，苏秉德大律师已经成了华城集团的“守财人”，一点也不过分。

见苏秉德说的很有信心，周博逸也颇为放心地说了一句，“苏律师，能不能打赢这场官司，挽回公司的损失，就看你这位大律师了。”。

在现今这个社会里，可以好不夸张地说，法律渐渐成了解决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各种矛盾纠纷的主要手段，这与政府大力倡导依法治国，广泛普及法律知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须具备精神和制度两方面的因素，即具有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法治作为一种治国的基本规则，要求法律成为社会主体的普遍原则，不仅要求公民依法办事，更重要的在于制约和规范政治权力。

法治的精神方面主要是指整个社会对法律至上地位的普遍认同和坚决的支持，养成了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并且通过法律或司法程序解决政治、经济、社会和民事等方面的纠纷的习惯和意识，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同时，在法治民主的社会中，法律和行政法规等，由规范的民主程序产生和制订出来，并且其司法和执行过程中，通过规范的秩序受到全社会的公开监督。

大学毕业那时，为了神圣的爱情，跟随吴朝海，从江苏富饶美丽的海滨城市，来到大安这座位于黄河之畔的小县城，已经快二十年了，从国有银行到商业银行，从普通信贷员到信贷科长，再到副行长乃至行长，周博逸的经历非常丰富。

在这期间，为了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与能力，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除了钻研专业知识之外，还广泛地涉猎了很多社会、政治、法律、哲学等方面的书籍，最终，功夫不负苦心人，在赵英哲先生的大力提携下，周博逸成了合丰银行大安支行行长。

“苏律师，方才我看了一下你与宁总准备的材料，确实很充分。”见苏秉德脸上流露出一股很有把握的自信，周博逸不失时机地说，“打赢了官司，到时候，我为你们两人开庆功宴发奖金。”。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暗想，作为民营企业，惹上官司是非常烦心的，特别是这种与公家单位打官司的事情，哪怕多掏几个钱，企业负责人也千万不能坐牢，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在国有银行当普通信贷员的那几年里，客户中就有几个民营企业的负责人，因为偷税漏税，不仅遭受了巨额罚款，自己也身陷囹圄，最终，辛辛苦苦创建的企业，因为一场官司而轰然倒闭了。

其中，就有一个叫马兆海的农民企业家，在家乡创办了一个生产陶瓷的小工厂，生意正当火红之际，被人举报偷税漏税，而遭到县税务局的稽查。

最终，这个马兆海因偷税漏税罪而被法院判了四年有期徒刑，陶瓷厂也关闭了不说，经周博逸的手，放出去的那二十万贷款，也没有收回来。

后来，马兆海出狱回来，周博逸去了几次他家，催要这笔贷款。不料，马兆海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不但不还贷款，还睁大眼睛，恶狠狠地说了几句让周博逸感到心惊肉跳的话。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大不了，再把老子抓进去坐几年大牢。反正，老子已经是坐过牢的人了，什么也没有了，老婆也跟人跑了，穷的只剩下个球了，还怕啥？

又过了几天，周博逸与另外一个信贷员去催账，却发现马兆海已经不见人了。一打听，才知道，他跟着自己的妹夫，糜滩乡范家渡村的李满荣，一个承包工程的包工头儿，去了南方打工。至于到底去了哪里，谁也说不清楚。

当然，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事情。那个时候，法律制度很不完善，社会也很混乱，像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谁碰上，只能算谁倒了八辈子大霉罢了。

正因为有如此刻骨铭心的经历，对县税务局状告华城集团逃税这场官司，周博逸暗自认为，只要不追究官司的刑事责任，就算是打赢了这场官司。

见周博逸又抛出了一个诱饵，苏秉德也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着说：“好好好，只要有了周行长这句话，我一定全力以赴，打赢这场官司。”。

此时，尽管话说的非常悦耳动听，但是，苏秉德心中非常清楚，要想打赢这场对手是县税务局的官司，也确实不是一件很简单轻松的事情。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而是很现实的。这场官司的最后结果，是根据2009年的《刑法修正案（七）》的有关条款，免于追究华城集团的刑事责任，但是，要按期缴纳一定数额的罚金和滞纳金。

庭审结束后的当天晚上，周博逸在观河楼大摆酒宴，庆贺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尽管法院最终判定，要华城集团按期缴纳很多罚金和滞纳金，但是，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大胜利，一个天大的完全出乎意料的胜利，一个对自己非常利的胜利。

一来，官司不承担刑事责任，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二来，这笔巨额罚金和滞纳金，能够引起公司股东，尤其是那些唯利是图的董事们的极大愤怒，对范文斌更加不满。要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谁不心疼自己的血汗钱？

三来，趁此机会，收服了宁鹏这个元老派的首领，有利于实现自己蓄谋已久的计划。四呢，通过这场官司，树立了自己在华城集团的威信，让那些反对派认识到，目前，有且只有她周博逸才是华城集团最理想的总裁人选。

想到这儿，周博逸心中非常得意，高高举起酒杯，映着明亮的华光，满脸微笑着，朗声说：“来，宁总，苏律师，为了感谢两位，我代表华城集团所有员工，敬你们两位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