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宁鹏的这几句话，范有民老两口顿时觉得心中轻松开朗了不少，不由自主地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只要儿子的病情有所好转，在他们看来，比啥都要紧。

这些日子里，老两口吃不好饭睡不着觉，一天到晚，只是不停地哀叹自己的命咋这么苦，特别是到了晚上，更是难捱的要命，等不到天亮，就起床干活，强迫自己忘记心头的痛苦。

“宁总，比起你来，斌斌就是个罪人，受的苦太多了，如今又得了这种病，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吃的咋样？有没有挨饿？”

见宁鹏开口说起了儿子的病情，王芳的眼泪就下来了，满脸的关爱，很不放心地问道：“他爱喝酒，一旦遇上不顺心的事情，就喝酒，也不知道在医院里还喝不喝？”。

范文斌突然得了精神病，以及被范学华送进西靖市精神康复中心的消息，是二女儿范文春回娘家的时候，亲口告诉母亲的。

刚一听到这个从天而降的坏消息，王芳吃惊地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随即，两眼一翻，从喉咙深处发出了“嗷”的一声，就晕了过去。

见母亲吓的晕死过去了，范文春赶紧将其扶到炕上，又是捶背又是掐人中，忙活了半天，才将母亲唤醒。这个时候，范有民与大孙女范彩霞，以及其未婚夫宋占明，正在河滩地里劳作。

从侄子范学华嘴里得到大哥范文斌得了精神病的消息之后，范文春很是着急，但又不敢给父母亲打电话告诉实情，唯恐他们年纪大了，受到惊吓，一时承受不了。

但是，不告诉父母亲也不行，想来想去，就在丈夫张群的建议下，趁今天休假的机会，回了一趟娘家，顺便告诉了母亲这个很不幸的消息。

怎样才能不让父母亲受到惊吓呢？一路上，范文春想了很多，但是，最终，母亲还是在听见儿子得了精神病的那一瞬间，晕死了过去。

王芳苏醒过来的第一反应，就是放声嚎啕大哭起来。在这很悲伤的痛哭声感染下，范文春也禁不住哭了起来。刹那间，母女两人的哭声此起彼伏，响成了一片。

少许，王芳双手不停地拍打着自己的大腿，泪流满面地连声哭喊道：“我的斌斌咋这么命苦，媳妇被人杀死了，他又得了精神病，这是造了哪门子孽呀？”。

就这样大哭大喊了一会儿，王芳猛地停止了痛哭，两眼紧紧盯着范文春，片刻，急促地喊了一声，“春儿，你快去河滩地里找你爸，我要他现在就带我去城里，看望你大哥。”。

看着母亲苍白的脸色，范文春担心自己走后，母亲发生意外，就语气很委婉地劝说了一句。“妈，你别急，等会儿，我爸就回来了，再带你去看我大哥也不迟”。

可是，王芳却像一头发怒的雄狮，一把推开女儿，跳下土炕，一边大哭着，一边拼命地向河滩地里跑去，留给范文春一个发疯的背影。

这些日子，说句大实话，是王芳有生以来过得最痛苦最憋屈的日子。大儿子得了精神病，她想去医院看望一下，但又被男人紧紧阻止了，作为母亲，还有什么比这更痛苦也更煎熬的吗？

今天，万万没有想到，儿子的老同学好朋友宁鹏突然来了，还带来了一个很让人欣慰的好消息，王芳的话自然就多了起来，向宁鹏打问范文斌的这个那个，问了个不停。

对王芳唠唠叨叨的问话，宁鹏在感到有点可笑的同时，也很理解一个母亲对患病儿子的那份浓浓的关爱之情，就尽量挑些好话说，也好让王芳放心。

见王芳与宁鹏说个没完没了，范有民只顾抽烟，没有插一句话。尽管态度很坚决地阻止了王芳去医院看望儿子的念头，但实际上，他曾背着婆娘，以及所有的亲人，也包括范学华，偷偷去了好几趟西靖市。

虽然没有见到儿子的面，但通过康复中心门卫室的电话，与那个叫石晓卿的主治医生交谈了几次，对儿子的病情，心中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

现在，听宁鹏说，范文斌的病情，并没有像社会上传的那样严重，过一段时间就康复了，范有民觉得自己心里猛然亮堂开阔了许多。

对宁鹏与范文斌既是老同学又是好朋友这层关系，二十多年前，在儿子念高中的时候，范有民就很清楚，也非常看重。

那个时候，刚刚包产到户，农村普遍很穷。糜滩乡尽管与大安县城隔着一条黄河，又是全县全市乃至全省有名的水稻蔬菜之乡，但人多耕地少，经济依然很落后。

很多人家辛辛苦苦地劳作一年，也仅仅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当然，这比生产队那会儿，日子要好了百倍。那会儿，有时候，还吃不饱饭。

每到礼拜六周末下午，范文斌就会回来取下一周的馍馍，次日，再帮父母亲干一天农活，而后，也就是礼拜天的下午，就乘船渡过黄河，去学校读书。

这样周而复始的日子，他风雨无阻地过了整整三年，直到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武汉大学，才宣告正式结束。

每年“五一”过后，开始种稻子的时候，范文斌就带着宁鹏高义勇等几个关系非常要好的同学，一起来范家渡，帮自家种稻子。

就在那个时候，范有民认识并记住了宁鹏这个来自县城的小伙子很不错。人很勤快之外，嘴很软很甜，挺会说话的，也很招人喜欢。

等王芳问的差不多了，有机可乘，范有民才吐掉最后一口烟，目光紧紧注视着宁鹏，缓声缓气地插话问道：“宁总，斌斌还说了些啥话？”。

凭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从宁鹏踏进屋子的那一刻，他就很清楚地意识到，肯定是有事情才来的，就像那句俗话说的，无事不登三宝殿。

宁鹏在华城集团当了十年的总经理，平日里也常来范家渡，但是，那是与范文斌等一伙公司的员工，一起来休闲钓鱼的，跟现在完全是两码子事情。

果不其然，宁鹏一开口就说他去了一趟西靖市精神康复中心，见到了范文斌，这让范有民在欣慰之余，也隐隐感到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此刻，见范有民这样问话，宁鹏微微一笑，掏出一封信件，递了过去，还说：“范叔，这是临走时，范总让我交给你的。他还说，你看了就会明白的。”。

昨天，在康复中心的那间病房里，石晓卿离开之后，宁鹏与范文斌交谈了整整一个上午。这是宁鹏加入华城集团十年时间里，很少见的一次谈话。

随着谈话的步步深入，宁鹏发现，范文斌的思维很正常，看问题的角度也很刁钻，但是，心态很不稳定，很爱激动，这引起了他深深的忧虑。

尽管董秘赵瑜已经将公司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用发短信的方式，很及时地原原本本地全部告诉了范文斌，但是，此时，他还是不厌其烦地问了很多很多。

当得知黄卫东出面，很坚定地支持周博逸当华城集团的总裁时，范文斌气得脸红脖子粗，站起身来，在房间里不停地踱步，还嘟嘟囔囔地小声骂周博逸不要脸，竟然与黄卫东勾搭在了一起。

临分手时，范文斌从枕头下面拿出两个密封的很严实的信封，交给宁鹏，还神态很严肃地特意叮嘱道，信封上有名字，一封交给他父亲范有民，另一封交给儿子范学华。

说这些话的时候，宁鹏发现，范文斌脸上流露出一种很奇怪的神色，仿佛电影电视上演的那些神秘莫测的东西方特工，给人一种很诡秘的感觉。

看来，这两封信是他早就写好了的，只等有合适的机会送出去。宁鹏看了看信件，暗想，现在，自己来了，正好有了送出去的机会。

至于范文斌在信里写了些什么，宁鹏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因为，两封信的信封，被密封的严严实实。即使不密封，宁鹏也根本没有偷看他人信件的兴趣。

如今，将第一封信交到了范有民手里，宁鹏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心想，接下来，就应该将第二封信，交到范学华手里了。

“斌斌在信里说了些啥话？”见丈夫拿着信件，只是翻来覆去地很仔细地看封皮，就是不想拆开看信的内容，王芳忍不住催促道，“快拆开看看，看看斌斌说了些啥。”。

范有民没有理睬婆娘，只是翻来覆去地看信皮，直到宁鹏走了以后，才站在院子里，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认认真真地看了起来。

二十年前，那时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儿子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每隔一个月，就会很主动地写来一封信，想父母亲汇报这一个月的学习生活情况。

每当从送信人手里接到印有“武汉大学”四个红字的来信时，范有民脸上就会情难自禁地流露出一丝得意，也会当着全家人的面，很自豪地拆开信封，大声朗读起来。

因为，在他与王芳的心目中，范文斌不仅是当父母亲的骄傲，而且，还是整个范氏家族的骄傲，当然，也是整个糜滩乡的骄傲。武汉大学，那可是全国响当当的名牌大学。

但是，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拿着儿子的亲笔信，范有民却觉得沉甸甸的，就像拿着一块黄河巨石，心里也不由自主地涌起了一股很浓重的酸楚，竟控制不住自己地流下了无声的眼泪。

站在寒风呼啸的院子里，默默地看完信的内容，范有民从心里发出了一声沉重的感叹。这孩子，都到啥时候了，还惦记着这东西？

“斌斌在信上说了些啥？你快给我说说。”王芳站在丈夫身后，神色很紧张地催问道。因为很特殊的家庭出身关系，又遇到了一个很特殊的年代，她没有念过一天书，就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来。

望着阴沉沉的快要下雪的天空，过了很长时间，范有民才重重地吐出了几个字，“斌斌说，他很好，过几天就该出院了，不要我们担心。”。

“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这就好，这就好。”王芳顿时高兴地眉开眼笑，连声说，“只要斌斌的病好了，我也就放心了。”。

这时，随着一声清脆的童声，“奶奶，我放学回来了”，范学礼背着书包，跳跳蹦蹦地跑进院子，一头扑进奶奶的怀抱里，缠着让奶奶给他暖暖冻的通红的耳朵。

见此情景，范有民又暗自感叹了一声，心想，明天，我就去斌斌家里一趟，看看他在信上说的那个东西，究竟是啥个好东西，让他这样放不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