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一上午，范文斌打开电脑一看，见大盘跌了二十多个点，华城集团股票又下跌了七个多点，心中即刻涌起一丝忧虑，马上给远在广州的秦铭泰打了一个电话，询问有关情况。

那边，秦铭泰一接通电话，就明确告诉他，以伯南克为首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昨晚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2%至2.25%的水平。

这是美联储今年以来死三次加息，其官员认为，继续渐进加息，与美国经济当前的持续扩张、劳动力市场的强劲表现以及美联储的通胀目标相一致，继续渐进加息符合经济发展现状。

“范哥，靴子已经落地了。”电话那端，秦铭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无忧虑地说，“今年的行情恐怕就这个样子了，即使到了年底，也不会有多大的起色。”。

见对方说的很是悲观，范文斌只觉得自己的心猛地往下一沉，眼睛紧紧盯着变绿的大盘，随即，又不甘心地问：“证监会和人民银行，有没有救市措施？”

秦铭泰说：“有是有，但效果不明显。”少许，又说：“人民银行昨天公布，为改善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在今年6月增加了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1500亿元的基础上，再增加额度1500亿元，发挥其定向调控、精准滴灌功能，支持金融机构扩大对小微和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

“这主要是针对实体经济而言的，至于对股市，目前还没有特别利好的消息。”秦铭泰口齿很伶俐地说，“不过，证监会发布消息，称将推动全面深化资本市场，尽快形成资本市场全面开放新格局。”。

最后，秦铭泰总结似地说：“范哥，消息就这些。不过，我个人认为，A股正在建筑一个历史大底部，估计到明年，会有一波吃饭行情的。你也不要太悲观，静候佳音吧。”。

挂了电话，范文斌暗自长长地喟叹一声，紧盯着绿油油的盘面，心头浮现一丝悲凉，暗想，话是这样说，但以后的情况会怎样呢，谁也说不清楚。等候佳音等候佳音，说不定，有可能会等来一场噩耗。

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这样无端地胡乱想了一会儿，干脆关掉电脑，起身走到窗户边，看着窗外灰蒙蒙的风景。可是，脑海里还一直萦绕着华城集团的K线图。

蓦的，他想起了那个很出名的股评家“K先生”吕梁。在华城集团上市之前，范文斌在2004年就进入股市开始炒股，直到2007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飙到历史最高点位6124.04点，成为中国股市一段传奇的同时，也在很大一部分走资者心中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痕。

这一段时间里，在所有的股评家中，给他记忆最深的是K先生吕梁。据说，吕梁早年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文化人，还在著名文学杂志《收获》上发表过中篇小说。后来，吕梁进入投资界，但并不成功，除了自己的100万元打了水漂外，还欠债2000多万元。

1999年以来，以“K先生”的名义发表了不少股评，宣扬“讲政治做大势”的理论，又碰巧赶上“5.19”井喷行情，从而一举成名，成了大多数股民心中的股神，

同年8月，又在《中国证券报》刊登一个专版，号称要把自己坐庄的“康达尔”公司（后改名为中科创业）打造成中国的伯克夏-哈撒韦，而伯克夏-哈撒韦是美国股神巴菲特的公司。吕梁鼓吹这样的概念是很有煽动力的。

后来，在中科创业的跌停声中，吕梁竟然主动站了出来，不但向媒体自爆坐庄内幕，还写了一篇长达1.8万字的自述文章，告诉人们，1998年，深圳的一位大户朱焕良来找他，声泪涕下地要求对深套其中的康达尔股票施以援手。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市场开始试营业，而朱焕良正好发迹于这个时期。当时，“深圳老五股”之一的万科股价很低，他趁势吸纳，还作为小股东代表进入万科董事会。

九十年代初期，征战股市时间不长的朱焕良，已经成为千万元大户，成了在深圳股市上呼风唤雨的大人物。1997年，动用近两个亿的资金炒作以养鸡为主业的康达尔，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香港鸡瘟，导致康达尔暴跌，朱焕良被深套其中而不能自拔。

无奈之下，朱焕良北上北京，找到吕梁，恳求其帮助自己解套。尽管自诩为战略家文化人的吕梁看不起土头土脑的朱焕良，但经过一番深度思索，联手中煤信托投资公司等北京机构，最终答应与之合作。

在此之前，还有一个让人印象很深刻的细节，也很耐人寻味。根据协议，朱焕良在指定的时间，在他控制的户头抛出一手，用这些仓单证实，他所控制的康达尔股票达流通盘的90%并非虚言。

后来，吕梁一伙人分别接走了朱焕良所持有流通股的50%，同时，双方协议约定，朱焕良持有的另一半股票，在五年内不准抛售，齐心协力把康达尔打造成一股大牛股。

吕梁对重组康达尔很有信心。他看中的是公司具有很可观的土地价值。可是，真正进入公司后，才发现这是一个很大很深的骗局。不仅黄金地段的商业用地不存在，房地产公司也有4个亿的假账。

吕梁等人知道上当后，并没有及时撤出，相反，在1999年4月和5月，又分两次收购了康达尔34.61%的国家股。这样，前前后后，一共动用了7亿多元资金。

其实，早在1998年7月左右，吕梁就已经拿到了277.9万股康达尔。按当时的市值计算，大概6000多万元。吕梁没有这样多的钱，是中煤信托公司的等北京机构和朱焕良给他的所谓咨询费。

吕梁用手中的股票去证券营业部质押融资，在拉升股票，增加市值，然后，再去质押融资，在拉升股价，同时，还用新资金去抄别的股票，用其回报弥补以前的债务和融资利息。

1999年，康达尔从每股20元左右上升到每股40元以上，全年涨幅高达111%。2002年2月，股价冲上每股80元。流通市值也由1998年10月的10亿元左右膨胀到60亿元。

这时，朱焕良身经百战的市场直觉告诉他，牛市快完蛋了，是到出货的时候了。于是，朱焕良不顾与吕梁签订的合同，私下里偷偷开始减持手中的康达尔股票。后来，朱焕良携带巨款逃亡香港时，扔给吕梁一句话，“股票总是要卖了才能赚钱”。

而此时的吕梁，还陶醉其中。除了在北辰花园别墅的5号楼自住办公外，还相继买下了11号14号楼。2月18日结婚时，为了讨彩头，他命令手下的交易员，将前一个交易日康达尔的收盘价做成每股72.88元。

10月时，北京的几个机构感觉到康达尔的抛压明显加重，推测是朱焕良从中作梗，便扬言威胁，如果他背信弃义的话，绝不会轻饶他。但是，朱焕良也是老江湖，不容易受别人控制，明确表示，不跟他们玩了。

从10月的5000万股，一直到12月10日的2300万股，每卖出1500万股，朱焕良就提现转移。据说，重金雇佣了舰艇，帮其将巨款转移到香港某地。

从投资角度讲，他悄悄完成了一次很漂亮甚至很杰出的操作。整个抛售过程系统完整，可以说，无懈可击。难怪后来，吕梁这样讽刺朱焕良，“到底是乡下人，只喜欢现金”。

最可贵的是，在投资环节最关键的环节上，朱焕良克服了贪婪可能带来的失误，做出了非常理性的决定，将意义越来越含糊的筹码（股票）变成了真金白银。

后来，在康达尔崩溃的第一个跌停板时，中煤信托公司等北京机构，就在每股35元价格以上，一共接手了朱焕良的1000万股，花费了4亿多元资金。

事后，对朱焕良很熟悉的万科总裁王石说，朱焕良也曾经被一个他很信任的人称“李老师”的人出卖过。联合坐庄，本身就孕育着背叛。当初，吕梁和与朱焕良的合作，只是各怀鬼胎罢了。

当中科创业的神话成为各大媒体的焦点后，2001年春节过后的一天，吕梁逃离了警方的监控，披着军大衣神秘地消失了，从此再无踪影。一年后的2002年6月，吕梁的多名属下和合作者受到了法律的审判，被判处2年至四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范文斌曾经很深入地研究了这个近乎传奇的故事，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朱焕良是一个头脑清晰理性十足的企业家，而吕梁则是一个充满政治思维的战略家，更像一个国有企业的老总。

当康达尔（股票代码0048）在二级市场上最风光的时候，朱焕良曾经非常兴奋地说，买盘太多了，压都压不住。在那个时候，他绝对不是“只喜欢现金的乡下人”。因为他很清楚，更多的筹码会换来更多的现金。

而后来，朱焕良之所以选择抛售股票，是因为他已经发现，追涨盘越来越少，兑现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继续持有筹码的风险，已经远远大于未来的预期收益。天平已经开始倾斜，明显摆向抛售的一边。

在中国，一个政治经济开始转型的国度，像吕梁这样怀抱着理想主义热情，用政治的思维去做经济的企业家为数不少，成功的概率也很高。吕梁只不过是其中极少数不幸运者之一而已。

在这个传奇故事中，股评家吕梁忽视了一个很基本的常识，这就是资本市场的资金供给是有限度的，即使中国的证券市场也不例外。资金堆积的牛市哪怕再牛，也有最终衰竭的一天。

不管造就牛市的原因有多少种，其心理机制应该是一样的。这个过程大致如下：一批先知先觉的资金提前进入市场，赚了大钱，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效应。

随着示范效应的不断扩大，更多的资金进入市场，在推动股票价格不断攀升的同时，也赚了不少的钱，指导所有可以而且愿意进入市场的资金都进入市场，将股票价格推升到无力继续推高的水平。

经过一点煎熬和犹豫之后（市场表现为筑顶），一批资金开始怀疑他们以前坚信不疑的神话，陆续撤离市场，股价开始下跌，赔钱效应开始扩散，股价继续下跌，牛市结束。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资本博弈过程中，导致朱焕良和吕梁在同一事件中，采取不同行动的另外一个原因，有可能是两人有着不同的约束条件。朱焕良的钱是自己的，而吕梁玩的是别人的钱。所以，吕梁敢赌而朱焕良不敢赌。

在整个中科创业的故事中，吕梁更像一个代理者，更加准确地说，更像转型时期中国权力资本的一个典型的代理人，而朱焕良则是投资者，做关心的是自己的资本最大限度的增值，一旦看到继续增值的可能性接近于零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背叛本来就很不可靠的合约。

所以，要国有资金和私有资金同时无限期地锁仓，不是傻子就是疯子，但这恰恰是吕梁要做的。这种风险，只有处在代理人位置并且具有诗人气质的人物，才敢于挑战。

吕梁就是这样一个讲故事的人物，在所有的参与者中，只有他自己把这个虚构的故事当真，也不得不把自己要讲的这个故事当真，成了一个在恰当的时间，很恰当地出现的恰当人物。

于是，在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便出现了这样一幕场景。2001年2月28日凌晨四点，吕梁身着军大衣，逃离警方的监控，乘坐出租车，永远消失在北京的夜色中。

夜很深，夜色很浓，但是，这可不是什么火树银花很令人留恋的美丽夜色，而是隔离中国证券市场台前与幕后的一张巨大的很多股民弄不清楚的沉沉黑幕。

想到这儿，范文斌情不自禁地很沉重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心想，后来，据说朱焕良携带巨款先去了香港，后来又移民美国，而吕梁到底去了哪里，至今没有任何消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时，手机很嘹亮地响了，拿起来一看，屏幕上显示的是周博逸三个字，心中不禁蓦然一动，即刻想到了她那个已经离婚的前夫，大安县环保局副局长，联合调查组组长吴朝海。